再谈弑师案:不完全归纳的统计分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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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谈弑师案:不完全归纳的统计分析

  河南郭山

   (一)教师已成高危职业?

  过去一年,针对教师职业安全的突发事件不断。

  2017年3月,河南济源某小学聂老师被学生家长刺死在家中。

  2017年5月,河南永城某小学豆老师被学生家长刺死在单位。

  2017年11月,湖南沅江三中鲍老师被班里尖子生刺死在办公室。

  2017年12月,辽宁盘锦胡家镇中学朱老师被学生刺死在课堂上。

  尽管,这似乎仍可以算是偶发的小概率事件。

  但是,针对中小学教师的暴力事件不容忽视。

  每次惨案过后,照例是媒体的报道,老师们的愤慨,社会的震惊。

  情绪宣泄当然必须,但却无济于事。

  更重要的发现惨案背后的规律共性。

 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

  世界上常有无缘无故的恨。

   (二)校园弑师案的定量统计与不完全归纳。

 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,本人习惯用数据说话。

  尽管弑师案的样本数量太小,可能缺乏“样本有效性”,但适当扩大样本的统计范围,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现现象背后的真相。

  当然,本统计数据仍然属于“不完全归纳”。

  运用搜索工具,笔者搜集了2006-2017年间媒体公开报道的校园(不包括大学)针对教师的暴力案件21起,并把其中导致教师人身死亡的案件归类分析,试图从“个案”中寻找“普遍”,从“现象”中获取“真相”,从“数据”后寻找“对策”。

   1. 案件发生的数量分布和趋势:

  推理:教师被校园暴力威胁生命安全的可能性有多大?从以上数字来看,基于庞大的教育规模,致教师死亡的恶性案件仍然是偶发事件,校园凶案也并未有显著的指数式增长的趋势。人们之所以有师生冲突愈演愈烈,教师行业越来越不安全的直观感受,可能是与媒体的“放大效应”相关。这几年移动互联网、新媒体自媒体空前发展,微信朋友圈内校园暴力案屡屡刷屏,无形中放大了人们的焦虑和担忧。

   2 、案件发生的地区和学校:

  *从地区看:(直辖市或省会、地市级、县区级、乡镇村)

  推理:不难看出,大城市发生校园杀师案最少。这可能和学校、教师、学生、家长各方面的法制意识有关。大城市的社会治理、校园治理想、依法执教的水平相对较高,是校园相对安全的成因。校园凶案表面看是校园小环境的产物,但其实是社会大环境的副产品。教育圈内的问题,其症结往往来自于外部社会环境。单纯就教育本身的角度谈教育治理,往往既不能治标,更不能治本。

  *从学校类型和案犯身份看(高中、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)

  推理:综合学校类型和案犯身份看,中学阶段主要是师生冲突,而小学和幼儿园阶段主要是教师与家长的冲突。当然,家长和老师的冲突,其背后是家长对自己孩子的“维权”,大多还是因教育冲突引起。2009年的黑龙江肇东杀师案,起因是学生离家出走,家长认为是老师批评引起,故迁怒于教师。给我们的启示是:防范校园凶案,既要在校园内化解师生冲突;也要要防止师生冲突扩大为家校矛盾,在小学幼儿园阶段更是如此。在实施教育行为时要征得家长的理解,如不能征得家长的理解,也要了解当事学生的家庭背景,防止家校矛盾诱发恶性案件。

   3 、案件在哪个年级容易发生?

  在统计到的21起案件中,属于高中的共8起,其中发生在高三毕业班的为6起,初中6起案件中,初三毕业班为4起。显然,毕业班属于突发性暴力杀师案的高发期。这可能和毕业班的综合压力较大相关。毕业班师生的升学压力、成绩压力会诱发师生关系的失衡,进而爆发师生冲突。学校应针对毕业生开展心理减压、疏导、宣泄活动,化解或转移师生积累的心理负能量。

   4 、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班主任?

  在21起凶案中,受害者为班主任的占18例。占比高达86%。

  毫无疑问,班主任承担着几乎全部的校园管理引发的暴力冲突风险。

  学生学习、课堂纪律、作业收缴、成绩排名、学生活动、校园安全、文明创建……,班主任和学生接触最为频繁,承担的各种管理责任最繁重,对学生的行为干预程度最深,来自学校、家庭、升学、排名的各种压力主要通过班主任传导给学生。当学生感到各种压力难以承受,精神濒临崩溃,产生各种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时,往往直接发生与班主任的冲突。

  一方面是加给班主任的管理责任无限放大,一方面又是班主任管理手段的日益匮乏,一方面又是学生和家长们日益高涨的维权意识和心态,三方面相互交织,使班主任成为矛盾集中释放的焦点。

  教育的风险不能让班主任一人承担。

   5 、倒下的总是“负责任的好老师”。

  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(相关案件资料并不完整),在21例被杀的案件中,曾被学校或上级评为“优秀教师”或“优秀班主任”的至少有12例。

  吊诡的现实:校园杀师案,遇害的老师往往是一贯认真负责,口碑好,人品好的优秀教师。如,去年被学生杀害的湖南沅江的鲍老师,是学校公认的优秀教师,连续被评为优秀班主任;2015年遇害的湖南邵东腾老师,连续被学校评为“十佳班主任”。

  不少老师之所以遇害,就是因为负责,甚至可以说,仅仅是因为“太负责”。如贵州六盘水的甘老师,是因为到凶手家探望学生病情(其实该生是装病)被杀;黑龙江肇东的吴老师,常到网吧制止学生上网,引起当地网吧老板的“公愤”;浙江缙云的潘老师更是在家访的路上被学生杀害。

  这是怎么了?“负责”反而招致杀身之祸,原因很简单,正因为“负责”,这部分老师和违纪学生之间发生人际冲突的可能性更高。而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的部分教育工作者反而能自保。

  那,可以推测的是:“自保”将会成为不少教师管理学生的优先选项。如果真是如此,那既不利于学生的成长,可能也无法真正捍卫教师的安全。

   6 、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特点。

  大多案件的起因是教师处理学生违纪。

  小学阶段的7例凶案除湖南邵东新廉小学案是三名小学生盗窃学校财物引发的外,其余6例大多都是家长“护犊”引发的。如河南济源邵原镇实验小学,学生做操不认真,老师怕打了一下,另外一个学生看到了,回家碰到被拍打学生的家长,告诉该生家长“**被老师打了一下”,失去理智的家长追到老师家中与老师理论,在争论中酿成了悲剧。再如2008年无锡清扬实验小学的杀师案,是家长认为老师罚自己孩子不能吃午饭,在校门口将老师杀害。因此,对于小学教师来说,处理好和家长的关系十分重要。

  初中阶段的6例凶案,均为学生在课堂上行凶。从老师处理违纪到学生突然发难,几乎是在瞬间发生,属于典型的“刺激—应激”反应,这符合初中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。一方面初中生处于青春前期,身体发育快于心理发育,有较强的自尊心和自我意识,而自控能力则相对差,出现激烈的应激反应概率较大。如2007年黑龙江双鸭山第十九中初三年级,仅仅因老师批评学生上课睡觉,用语捎带讽刺,学生随随即冲上讲台将老师刺杀。还有近期的辽宁盘锦盘山县某初中,班主任朱老师没收学生扑克牌,学生在下课时冲上讲台杀害老师。这些凶案的发生大多并没有较长时间的酝酿和策划,均属于短期的应激行为。因此,对于初中教师来说,处理好课堂突发时间,掌握对学生违纪的惩戒分寸和方式,适当照顾学生的自尊心,可能会避免不必要的师生冲突。

  如果说初中的阶段的学生杀师更多的是“突发应激”,高中阶段则具有显著的“问题积累”特征。高中阶段的弑师凶案,从酝酿到最终发生,往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演变,其间往往有不少蛛丝马迹可寻。如去年湖南沅江的杀师案,凶手罗某早就对其他同学说过一些想报复老师的话,可惜并未引起同学警惕重视,认为是他在开玩笑或发泄;2015年湖南邵东案也是类似,凶手刘某长期痴迷玄幻小说;2013年江西临川二中的杀师案,凶手雷某在学校内多次和老师发生过肢体冲突。遗憾的是,这些信号均被学校、老师、同学无视了。因此,对于高中老师来说,留意班内学生的言行细节,委托班干部对问题学生观察,构建班内的问题学生行为干预机制,是十分有必要的。

   7 、什么样的学生容易失控?

  好学生总是相似,而问题学生则各有各的问题。

  作案的学生中既有长期违纪的“问题学生”,也有通常意义上的“好学生”。既有父母打工的“留守儿童”,也有家庭正常的一般学生。

  深入分析具体个案,心理问题或精神疾患,可能是校园暴力案件发生的共同因素。

  本文统计的十几例学生弑师案中,大多存在人际交往障碍,家庭教育欠缺,朋友很少,精神沉浸在长期的封闭循环中,不良情绪很难转移,出现心理问题是大概率事件。

 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研究员王玉凤研究结果显示: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,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。中、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达到21.6%至32.0%。

  老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又如何呢?

  早在2005年3月,国家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我国部分省份168所中小学的2292名教师进行核测,结果表明,中小学教师心理障碍发生率高达48%,比目前我国正常人群心理障碍的发病率(20%)高了一倍多。其中班主任的心理亚健康比例应该更高。

  有心理问题的老师和有精神疾患的学生相遇,暴力案件的发生就不会是小概率事件。

  当然,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凶案的遇害老师一定有心理问题,但当下校园师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,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   9 、行凶的工具从何而来?

  在统计到的21起凶案中,学生使用的凶器均为刀具,或者是水果刀,或者是管制刀具,而且他们多为长期带刀上学。学生带刀的危险性不言而喻,但这些刀具本身体积小,便于携带,学校老师很难发现。在校门口设置金属探测仪也曾被某些文章提及,但其管理成本和执行成本又太高。

  其实,深入了解案件细节,这些学生带刀并不是秘密,很多同学早就发现他们携带刀具。比如前文湖南沅江案的凶手罗某长期带刀,部分同学早就知道,可他们或碍于情面,或未曾认识到问题严重性,并未及时向学校反映。

  少年带刀并不罕见,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即及时发现。教师要甄别哪个学生带刀是十分困难的,但带刀的孩子要在同学之间掩盖则相当困难。可以说,同学之间没有真正的秘密,要解决学生带刀问题,班干部起的作用不可低估。

   三、如何防患于未然?

  每次校园暴力案过后,媒体总是各种呼吁,各种反省,开出各种药方。

  人类面临的问题很多,其中有一些是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。如:贫困、不公、疾病、交通事故、地沟油、污染……,这些问题只能相对减少。

  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副产品,如同药物的副作用一样无法克服。

  校园暴力是社会、家庭、教育综合作用的系统后果,试图从某一方面入手解决基本没有可能性。

  有的说要改变应试教育体制,有观点认为要加强法制教育,有的说要教育家长,有的说要提升教师专业技能,或者是规范违纪学生的惩戒流程,或者说要在校门口设立金属探测仪……

  这些建议也不无道理。

  但或是老生常谈,没啥用;或是执行成本太高,无法用。

  弑师案,基本上还是小概率事件。

  小概率事件,基本上无法通过常规手段防范。

  笔者认为,既有针对性,执行成本又可以接受的大致有以下几个选项:

  其一、从教师个人层面看,要厘清职业行为和个人情绪。职业是工作,情绪是生活。管理学生掺杂个人情绪,往往得不偿失。当然,教师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,在管理学生中发脾气是正常现象,甚至言语失控也不罕见。正因为如此,控制情绪是教师,尤其是班主任的必修课。感知自己情绪、控制自己情绪、感知学生情绪、影响学生情绪,这是教师应该掌握的四种基本情绪管理能力。尤其后两种能力,尤为关键。

  其二、从学生管理层面看,要建立同伴教育体制。哪怕老师再认真细致,管理再具体到位,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:学生们有一个秘密的世界,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,从来不轻易对成年人开放,而小伙伴们则可以自由出入。这个秘密世界是由眼神、小纸条、朋友圈、QQ群、宿舍卧谈会等形成的错综复杂的信息场。这个场,老师是很难直接进入的,但却可以通过班干部培养的“小班主任”发挥作用。不是要培养“间谍”和“卧底”,而是要他们发现重度心理障碍的学生,建立班级人身伤害的干预防范体制。

  其三、从学校管理层面看,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。目前大多学校的心理教育流于表面,一方面是教师缺乏专业的心理教育技能,一方面是专业心理教师的匮乏。很多学校尽管也建立了所谓的“心理咨询室”,但也基本是应付检查的摆设。心理课的课时和师资基本没有保障,一方面是心理问题愈演愈烈,一方面却是大量心理专业的学生无法就业,就就是尴尬的现实。如果政策层面强力推进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,保证心理教育的课时和师资,同时通过量表测试、样本筛选等方式发现重度的心理疾患学生,对于防止师生冲突可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   (四)、结语:动荡的青春。

  谁不曾经过动荡的青春岁月?

  谁不曾有过暴虐的少年时光?

  在那奇特、珍贵、崇高,同时也疯狂、郁闷、沮丧的几年里,无数的狂风暴雨在灵魂中激荡,无数的胡思乱想在头脑中碰撞、裂变、聚变。有时候伟岸崇高到一尘不染,有时却卑鄙下流到无法直视;有时候要拯救世界维护和平,有时候又得过且过随波逐流;有时候正义爆棚,有时候却灰暗沮丧。

  套用狄更斯的话:这是最好的时光,又是最糟的年代。光明与黑暗,沉静与喧嚣,时刻在少年的情绪中碰撞。

  时刻动荡不安,时刻易走极端。

  外表可能沉静如水,内心其实早已天崩地裂。

  可是,很多成人对此却视而不见,好似成人从来未曾经过青春。

  扪心自问,每个人的青春岁月,是否都曾经一度有过可怕的想法?

  或许会是艰苦卓绝的奋斗,也可能是不计后果的崩溃。

  一句话,一个眼神,一个动作,可能是激发成长的良药,也可能是引发爆炸的火药。

  尤其,被无限管控的青春,更为易碎。

  有的时候,保持距离恰恰是最好的教育。

  有的时候,视而不见比事必躬亲更有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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