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他乡的童年》导演周轶君:“竞争焦虑”是我们的思维习惯 他乡的童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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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《他乡的童年》导演周轶君:“竞争焦虑”是我们的思维习惯

  2019年,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引起了热议,网上评分达到了9.0,导演周轶君走访芬兰、日本、印度、以色列和英国,最后回到中国,用影像记录了一趟关于教育哲学的思考之旅,引导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。周轶君曾是新华社驻巴以地区的战地记者。她的《在埃及数骆驼》一文被编进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第二学期课本,也是“圆桌派”的常驻嘉宾。近日,周轶君在中国(广州)国际纪录片节上接受了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的专访。

  文/图 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

  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周轶君,名声在外,她还有一张冷静朴实的脸。淡妆上台,而且扣错了扣子,看得出匆忙。

  拍片缘起:教育的话题让人“焦虑”

  “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发展非常快,新一代父母经历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,传统的价值观和教育经验不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,新旧观念在打架,造成了我们这一代父母特别焦虑。与此同时,我们又吸收了很多外来的东西,‘商业’‘钱’等问题也不断重复地制造焦虑,这个片子最初的起因,是我个人觉得需要解决这个困惑。”

  “这个时代让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时间,我想研究一个问题就看很多很多的书,但我们用纪录片的方式,用它的容量、片长、影像,直接把这个东西带到你面前。我这次很意外地发现,教育和影像结合的力量特别强大。”

  “在当下,‘焦虑’已经成为一个产业,英国的补课市场有20亿英镑,其中90%是中国和中东的家长贡献的。现代生活中的焦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自科技:微信需要我们即时回应,看到朋友圈你会看到不同的展示,都会受到影响。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更容易挑战家长的权威呢?因为有了互联网之后他知道的比你多,知道得比你快。片子播出后,有家长和我们交流说:现在一个班级可能半个班的孩子家庭都是离婚的。这些都是新的课题。”

  他乡的童年:从“看见”到思索

  “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好的、最成功的教育模式,所有好的教育都跟历史文化和土壤有关系,每个人、每个观众在睁开眼睛看的时候都会对自己的经历有所反思,你会得到不同的启示。”

  周轶君谈到这次拍片的经历带给自己的启示时说:“在芬兰参加森林课,他们让孩子闻树木的气味。我们自己接受的教育让我们认为知识点很重要,但是没有想到,想象力也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而关于‘爱与尊重、自由’,也是要把握平衡和尺度。在芬兰的教室里,孩子看书的时候可以用任何姿势,有的小孩甚至倒挂,但是进入敬老院的时候,老师要他们把帽子脱了——规则不是不需要的东西,一定是有,但也要有‘度’。他们所谓的‘放养’不是没有责任的,把孩子放在没有边际的环境中。”

  “在日本,有一个园长给我看了一个汉字的条幅:‘孩子是大人的父母’,他的意思是说,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,是孩子给了我们重新教育自己的机会,孩子不是我们的附属品,或你没有完成人生希望的投影,我们跟孩子是平等的。”

  在拍摄中体验不同文化

  在芬兰,周轶君大概停留了18天。她说,这个国家的守时和效率很可怕,所有的日程都可以按照原计划100%完成,他们不能理解改变。比如说有一个计划想改变的时候,他们说很麻烦,既然是说好的事情那为什么要改变?所以是100%完成。但是在印度则完全不一样,去的时候联系对象10个里面只有1个是确定的,最后也完成了,但是时间表完全大调整。”

  “在以色列的时候,我们的效率是最高的,一个摄像和一个收音师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,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,他们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强。但是在印度,当地的制片公司给了我20个人,每次拍摄,都要准备20把椅子和20个人的点心。我们的印度摄影师有两个助理,我们拍摄访问对象的时候,摄影师会突然说停,理由是要换电池。然后摄影师喊助理A进来看看,助理A再喊助理B进来换电池。”

  对话周轶君:“竞争的焦虑”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

  广州日报:《他乡的童年》的拍摄,让你最有感触的是什么?

  周轶君:是“看见”之后的一些思考。比如,芬兰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考试和排名,我想了解他们怎么看待竞争这个事情,以及成功是什么?几个孩子告诉我:“每个孩子是一样的,平等的,没有什么成功,成功就是你有一份工作,有一个老婆,有一点存款,这就是成功。他们不知道谁是首富。”

  芬兰的教师没有考核,没有评职称,也没有监管教育,他们有很多的自由度去教。不过对于我们来说,最难学的不是这一点,而是他们社会上有一个信任的链条:学校信任老师、老师信任学生、家长信任老师,当你构建了信任链条的时候,你的教育是松弛的状态,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和紧张。

  拍芬兰这一集的时候,我觉得很糟糕,因为芬兰的社会形态跟我们不同,我们人多,他们人少,我们的教育模式是竞争型的,因为要把有限的资源去分配。不过,现在中国社会有一种认知的心理滞后,即使社会已经发展到不需要太为资源打架,心理的竞争还是存在。

  广州日报:这次的纪录片拍摄,对于作为母亲的你来说,有怎样的启发?

  周轶君: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方式是通用的、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的,所有成功的教育和好的教育是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,怎么把对社会的状况纳入教育中。具体到我们怎么做是很难的,最好的教育是一个度的平衡。

  母亲在给予孩子情感之外,有很多实际的工作需要拳打脚踢,其实现在欧洲的企业招人很喜欢招当妈妈的,因为她们是“多功能”的,而且理解力和责任感都很强。讲到职业女性,大家觉得我们很多时间给了工作,怎么平衡?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母亲这个角色,陪伴在孩子身边是需要的,因为教育跟生活是相关联的,你吃一顿饭、说一句话都是跟教育息息相关的,但同时,如果你花时间,如果你有你追求的事情,也可以放手去做,因为对于孩子来说,你有另外一个榜样的作用:你是一个劳动者,这个观念很好。

  去年暑假7、8月份这两个月,我一直在外面跑,没有见到我的孩子,但意外的是,回来以后,我发现他们更独立了,很多事情会自己做了。回来后的几个月做后期制作的时候,我没有再出去,就在他们身边,也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隔膜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。

  广州日报:在跨文化的视角中,这部片子引发了怎样的思考?

  周轶君:我没有想到一线的教育者会对这个片子很有兴趣。过去我有一个肤浅的认知,我想我们更多是推动家长,对于已经在体制内的教育者来说,他们会认为外国的经验没有直接参考的可能。但其实,中国的教育者本身也在改变,很多80后的面孔,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了,而且他们也渴望看到外面的方式,他们希望可以有改变。

  我们最初认为这个片子的受众可能仅仅是家长,但是后来很惊讶地发现:跟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关系。受众里很多是年轻人,他们自己并没有成家。他们告诉我,他们在这个片子里面看到了很多成长的可能性,并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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